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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對傳統(tǒng)文化的愛好與推崇，總是跟其政治苦心糾纏在一起。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在談到續(xù)編《石渠寶笈》的用意時，他特別強(qiáng)調(diào)，這些書畫不是玩賞的對象，而是教導(dǎo)百姓的教科書。“是可與尋常墨跡相提并論，以為暇遣玩之具哉？”無論是組織編修《四庫全書》，還是《石渠寶笈》，乾隆都是為了統(tǒng)一文化傳統(tǒng)，為子孫統(tǒng)治的長治久安而考慮。

　　《石渠寶笈》的編寫者，都是乾隆極為信賴的文人。初編的主要作者有張照、梁詩正、勵宗萬等。乾隆跟這些大臣們反復(fù)研討，仔細(xì)核定每幅字畫的品級，交情十分深厚。其中張照更得乾隆青睞。

四庫全書手抄本想拍賣征集地址，張照是康熙年間進(jìn)士，本有罪在身，后經(jīng)乾隆特赦，從事書畫收集與整理。他的書法造詣很深，初學(xué)董其昌，后多有創(chuàng)新，為“館閣體”代表。《石渠寶笈》初編修完后，乾隆非常高興。可惜不久，張照就在奔父喪途中病逝，乾隆十分悲傷，覺得自己少了一位藝術(shù)路上的知己。

四庫全書手抄本價(jià)值，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《石渠寶笈》的另外一位編者勵宗萬因收受賄賂，被人舉報(bào)。乾隆對此十分惱怒，在上諭中特別提到，勵宗萬之所以敢如此大膽，所依仗的就是在編修《石渠寶笈》中跟皇帝積累的友情，“在懋勤殿行走編輯，朕或召見，講論書籍，勵宗萬遂恃此虛張聲勢、縱放自恣。”不過處罰時，乾隆還是很給面子，將勵宗萬趕出內(nèi)廷，送回原籍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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